BMW Art Car 依然領航：流動博物館如何改寫城市與賽道

Robert Rauschenberg 曾大膽想像，一個由「流動博物館」遍佈其間的世界——他在 BMW Art Car 計劃中，把 BMW 635CSi 化身為一件會在路上奔走的藝術傑作，正是這個願景的具體實現。數十年過去，他的前衛藍圖至今仍與 40 年前一樣切中時代。為向這份遠見致敬，BMW 將於 2026 年的 Art Basel Hong Kong 展出這輛 Art Car，這亦是這件經典作品首度亮相亞洲。

今天我們所認識的 BMW Art Car 計劃，在過去 40 年間已歷經多番轉變。現時，整個遴選流程由一個由國際頂尖博物館館長組成的評審團主導；BMW 只負責提出車款，由哪一位藝術家操刀，則完全交由專家決定，營造出與 80 年代截然不同的氣氛。BMW 全球文化事務總監 Prof. Dr. Thomas Girst 向 Hypebeast 表示：「80 年代有一段時間，我們使用的是量產車型，我想是因為 BMW 正逐步成為全球品牌，我們希望展示的是，這些就是街上人人都可以買到、開到的車。」雖然 Julie Mehretu、Jeff Koons 等藝術家曾把這個系列重新帶回 Le Mans、Daytona 等高強度賽道，但那個強調享樂的年代，其實更想禮讚的，是人們真正日常駕駛的座駕——這種精神完美呼應 Rauschenberg 的使命，亦具象呈現在他的 BMW 635CSi 身上。有別於 1970 年代 Alexander Calder、Roy Lichtenstein 和 Andy Warhol 等前輩所操刀、僅供賽道使用的賽車，Rauschenberg 則把他對「可及性」的追求，投射到一具可合法上路的車身之上，優雅地拉近了尖端工程與大眾日常體驗之間的距離。

在數碼沉浸成為新邊界的年代，BMW 依然執著於把藝術從寂靜的白盒子裡帶出來，直接開上柏油路面。自 1975 年計劃誕生以來，BMW 一直積極把當時最前沿、供藝術家運用的技術引入 Art Car 系列，從最初的畫筆與色彩，到車身貼膜、擴增實境，甚至手機應用程式，如同 Cao Fei 為她的 BMW Art Car #18 所做的實驗。Prof. Dr. Girst 指出，當藝術家有機會把作品帶離博物館高牆時，許多人都毫不猶豫地抓緊機會：「就像 John Baldassare 一樣，他渴望的不只是讓觀眾在博物館裡看到他的作品，而是走在街上就能遇見。」

他說：「這正是 BMW Art Cars 的意義所在——把藝術帶到人群所在之處，而不是讓人必須走到藝術所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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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beast：1986 年的 Art Car 以 Bronzino 和 Ingres 等文藝復興及新古典主義大師的畫作圖像為主題。對於 Art Car 計劃來說，一邊持續推進汽車科技的邊界，一邊與藝術史保持對話，是否格外重要？

BMW Art Cars 對熱愛藝術與設計的人來說同樣迷人，也同樣吸引醉心工程、科技、電單車運動與賽車的人。因此，在我們向藝術家致敬的同時，藝術家也在向藝術史致敬，但他們並不一定需要像 Rauschenberg 那樣，深挖過去數百年的歷史。比如，他把 19 世紀 [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 的《Une Odalisque》置於車身一側，幾乎視作副駕駛，再讓 Bronzino 的《Portrait of a Young Man》坐上駕駛席。

當然，他亦把 Captiva——這座位於 Florida 外海、設有他工作室的小島——的植物與自然生態帶進作品之中，並在當地真正動手創作這輛 BMW Art Car。他為此特別設計了車身貼膜，提出一套極簡黑白調的視覺語言，某程度上也呼應了 Frank Stella 於 1976 年以黑白格線設計其 Art Car、向汽車工程師致敬的做法。

當年那輛 Rauschenberg 的 Art Car 開進他工作室時，他曾形容，那一整片純白就像一頭傲然佇立的猛獸。他還笑說，之後很想再做多 10 輛。我認為，1985 年的 Robert Rauschenberg 是非常後現代的，而後現代主義，正是關於調度與玩味過去的圖像。這輛車，正好成為他後現代階段的一個標誌案例。很顯然，他早已對「流動性」著迷，嚮往那些真正可以開上街頭的博物館，這也是為什麼他會說，這輛車對他而言是美夢成真。至於他對合作、以及跨越世紀的跨文化對話的整套理念，也都在這輛車上完美匯聚。

Rauschenberg 亦藉由這輛車去回應 Walter Benjamin 在《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Mechanical Reproduction》中提出的觀念。隨著我們步入 AI 與生成藝術的時代，面對這些全新的「機械式」或數碼複製方式，這個計劃又如何隨之演變？

Walter Benjamin 這篇文章中最關鍵的，當然是「靈光」這個概念。無論一件藝術作品被複製了多少次、我們又在何處、在線上看過多少遍，真正的靈光始終只屬於原作本身。我會說，Robert Rauschenberg 透過這輛車，不斷把這些問題推向極限：什麼才算真實？什麼才是原作？我們如何以一種遊戲般的態度去處理過去的觀念？如何在玩味之中挪用它們？又如何讓自己的藝術變得更親近、更易接近？如何令藝術對盡可能多的人產生意義？這也是為什麼他如此享受以汽車為媒介——汽車天生就具有「可接近性」，可以在街道上自由穿梭。而正如我先前所說，他不只引入藝術史與藝術史的典故，還將 Captiva Island 和 Florida 的壯麗自然景觀一併納入其中，畢竟這輛車正是在那裡誕生的。

至於 AI，我認為 BMW 對於那些願意擁抱最新科技的藝術家，一直都保持高度興趣。歷史上，藝術家總是充滿好奇；自文藝復興時期開始，望遠鏡與顯微鏡為畫家打開了全新的世界與宇宙。今天亦然，AI 與數碼領域的運用正在扮演同樣的角色——這與 BMW 的核心業務密切相關。我們自視為科技創新的前沿，亦樂於見到並親身與同樣走在前線的藝術家合作。當然，每一次合作，我們都給予藝術家絕對的創作自由，不會在內容上加以干預。因為這種徹底的自由，對藝術家創造突破性作品來說，與我們的工程師與設計師為今日與未來的流動方式尋找最佳答案一樣不可或缺。

「這正是 BMW Art Cars 的價值所在——把藝術帶到人們所在之處，而不是讓人們刻意走向藝術。」

話說回來，有一點我們必須說清楚。早在 1960 年代，Marshall McLuhan 就指出，如果我們把地球視作一艘太空船，那麼我們其實早已身處外太空。他說，在這艘「太空船地球」上，並不存在乘客，只有船員。若我們都不是乘客而是船員，這種心態就能提醒我們，應積極參與而非被動旁觀。而 AI 顯然不是船員，AI 只是一種工具，充其量是一種素材。當它被用於藝術創作時，並不會奪走藝術家本身的創造力，而是成為他們的一項輔助工具。這正是我們最期待看到的互動場域——而我們所做的，則是為全球新銳與國際藝術家提供平台，並密切關注他們如何與最新科技對話。很多年前，我們便曾與 ArtDrunk 合作「ultimate AI masterpiece」概念計劃，參與藝術家將自己的作品輸入演算法，後者再把他們未來潛在的創作樣貌投射到車身之上。以汽車為畫布，展示 AI 的各種可能性，是我們過去已經做過、未來亦樂於繼續探索的方向。

Rauschenberg 長期與科學家和工程師合作，例如他所參與的 E.A.T. 計劃。當當代藝術家走進工作室、準備創作新一輛 Art Car 時，BMW 又如何延續並促成這種獨特的「技術創新者」精神？

我們的經驗是，與我們合作的藝術家往往樂於全情投入，挖掘 BMW 能提供的一切資源。他們享受與工程師共事，享受與設計師、聲音工程師、以及在 pit stop 為賽車服務的機械團隊合作，在打造 BMW Art Car 的過程中，把自己視為整個團隊的一分子。當然，這只是我們在全球眾多文化項目中的其中一項。我們與文化機構、交響樂團、歌劇院、藝術博覽會等不同單位建立合作關係，每一次的切入點都不盡相同。但你知道嗎？串連起這一切的，是我們致力讓藝術家心中的願景成真——為他們提供被看見的平台，同時也把 BMW 定位為該領域中的引領者；我們從不干預創作內容，而是希望為藝術世界帶來的，不是表面的「bling bling」光鮮，而是一場真正有深度的對話：在觀者與作品之間、在聽者與一段樂章或一首音樂之間。

藝術家曾形容，在 BMW 635CSi 上落筆的第一步「極其困難」。面對這樣一具既絕美又高性能的「畫布」，你們的團隊如何協助藝術家跨越那份壓力與畏懼？

我們為 BMW Art Car 設立了一套明確機制：藝術家由一個獨立的國際評審團選出，成員皆為全球知名博物館館長。入選的藝術家會被邀請親臨賽事現場，近距離觀察一輛賽車在 pit stop 中發生的一切；他們會看到車手如何與機械工程師、技術團隊及設計師緊密協作，只為讓一台車真正奪冠，或至少有力角逐頭位。這些情景，往往會激發藝術家繼續深入探索，而我們的角色亦非常清楚——就是讓藝術家的願景成真。我們與 Julie Mehretu 的合作也是如此。她不希望自己的 Art Car No. 20 像許多 BMW Art Cars 一樣被稱為「rolling sculpture」，而是視之為一幅具表演性的繪畫。她想像車頭誇張的「鼻子」，不斷「吸入」她工作室牆上的其中一幅畫作，而她本人則同時在車身上創作。另一個吸引藝術家的方法，是我們會提供車款的縮小模型，讓他們先在模型上實驗，把它變成一輛 Art Car，擺在工作室裡細細琢磨，思考未來要如何真正處理那具真車。

「AI 絕對不是船員。AI 是工具，充其量只是一種素材。」

Rauschenberg 創立 Rauschenberg Overseas Cultural Interchange（ROCI），旨在打破地理界限。對 BMW 而言，Art Car 計劃又如何在全球範圍內，成為一種當代版的「文化交流」平台？

我認為，ROCI 在許多層面都走在時代之前——無論是關於合作的想像、在全球尺度上工作的方式，還是如何挖掘不同文化的創造力，去展現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所蘊含的多重可能。我也相信，「文化交流」或「文化對話」並非一個遠方目標，不是我們勉力追求的某種理想，而是國際企業在其核心業務上取得成功的根本基礎。這種跨文化對話是必要條件，也是我們希望展現與歌頌的事物，是我們在文化合作上全力投入的焦點，同時亦深深影響我們如何理解自己的本業——一家在全球逾百個國家開展業務的公司。彼此理解、互相尊重、互相珍視，並以高度好奇心去面對彼此，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藝術能做到這一切；藝術能跨越任何門檻，清楚提醒我們：在這顆星球上，我們終究都是一群試圖共同完成某件美好事物的人類。

從《Monogram》中那隻套上輪胎的填充山羊，到 1986 年在 BMW 車頭蓋上的親筆簽名，Rauschenberg 一直試圖把藝術與「更廣闊的世界」徹底交融。面向未來，Art Car 計劃又如何持續作為 BMW 對全球文化參與承諾的關鍵象徵？

我想，今年我們便能清楚看到 AFMAC 的實踐。AFMAC，即 African Film and Media Arts Collective，由 Art Car No. 20 的 BMW Art Car 藝術家 Julie Mehretu 構想而成。她操刀設計的 BMW M v8 hybrid 參加了 2024 年 Le Mans 24 小時耐力賽，但項目並未止步於此。對自幼旅居美國的衣索比亞藝術家 Julie Mehretu 來說，如何回饋非洲大陸，是她心中的關鍵命題——這正是 African Film and Media Arts Collective 會在 Art Car 計劃之中誕生的原因。我們已從 1975 年最初那個以畫筆在車身作畫的 BMW Art Car 概念出發，一路推進到今日將數碼媒介納入其中，並進一步延伸至企業公民層面，思考如何回饋那些讓我們得以成功營運的社會。如今，AFMAC 成為一個對話平台，在非洲各地舉辦多場工作坊，讓年輕影像創作者與 AFMAC 遴選出的頂尖藝術家交流創作實踐。所有這些努力，最終將在 Zeitz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Africa（Zeitz MOCAA）匯聚——這是 BMW 的長期合作夥伴，也是整個非洲最重要的當代藝術博物館，就座落於 Cape Town。

自一開始，我們便與該館合作設立 BMW Education Center，為年輕學生帶來藝術與文化教育。過去兩年間，AFMAC 亦已在非洲至少六個城市推行電影創作平台與工作坊；這些計劃將於 2026 年 12 月上旬在 Zeitz MOCAA 迎來總結，屆時參與者的成果將會與 BMW Art Car 一同展出。

「無論一件作品被複製多少次，無論我們看過多少遍，甚至只是在線上觀看，真正的靈光始終只屬於原作本身。」

談到 BMW Art Cars 的未來，這個系列顯然會持續下去。我們也一再強調：它當然關乎汽車，但絕不僅僅是汽車本身。Robert Rauschenberg 以他的這輛非凡作品，早已說明一切——自 1950 年代起，他便對「流動性」議題著迷，當時他創作了一條汽車輪胎壓出的軌跡，長度接近 30 呎、至少也有 20 呎。這條輪胎印記來自音樂家 John Cage 的汽車——對於當時住在 New York City 的他來說，John Cage 是唯一擁有私家車的朋友。他向對方借車，只為創作出這條幾乎如同中國書法般的輪胎墨跡。

我認為，Rauschenberg 這整套理念，如今正以多重方式被致敬並具體展開——包括現正於 M+ 舉行的 Robert Rauschenberg 大型展覽，以及我們把他的 BMW Art Car 帶到 Art Basel Hong Kong。Art Basel 已與我們合作逾 20 年，這次種種元素匯聚得格外美好：展覽除了展出他標誌性的輪胎軌跡作品之外，不僅呈現他對亞洲的影響，同時也回望亞洲如何反過來影響他的創作。我相信，這正是他生前夢寐以求的圖景——讓自己的藝術在國際舞台上真正發揮作用，讓他的藝術所象徵的一切產生實質意義，而那包括跨越國界與學科的合作。所有這些意念，最終都在他為我們創作的這件偉大作品——BMW Art Car——之中匯流、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