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瞬間獲得鎂光燈之後，畢業設計如何變成個人事業？

Lady Gaga 在 Netflix《Wednesday》第二季的「Graveyard Gala」首映禮上，以一身哥德感十足的造型亮相：頭戴由今年 CSM 畢業生 Matthew David Andrews 設計的雕塑傘狀小禮帽，身上則穿著其同班同學 Anton Femia 的禮服。兩人剛在 2025 年 6 月完成 BA 畢業秀，沒多久 Gaga 的造型師就直接把他們的作品帶上了紅毯。

其實，Gaga 穿畢業生作品早已不是第一次了。2014 年，她就直接買下了 CSM 畢業生、香港設計師 Wilson PK 的整個系列；更早在 2011 年，她還曾穿過來自 Birmingham City 大學的 Rebecca Short 的定制服裝。

就像 Andrews 所說，Lady Gaga 是他「想成為時裝設計師的原因之一」，在許多設計師看來能被 Gaga 穿一次自己的作品絕對稱得上是職業生涯的高光時刻。而對這兩位剛畢業的新生代設計師來說，這份「成就清單」完成的速度快到驚人。被 Lady Gaga 這樣以先鋒形象著稱的明星的加持，往往能讓年輕設計師的名字在一夜之間被置於全世界的面前。

然而這樣瞬間被矚目的機遇，到底意味著「出道即巔峰」，還是說他們已經穩穩踩上了一塊通向未來的跳板？

新人設計師的聚光燈瞬間

在時尚史上，John Galliano 和 Alexander McQueen 可以說是 CSM 最耀眼的金字招牌。20 世紀 80 年代，他們的畢業秀就堪稱「非凡時刻」，McQueen 的畢業系列《Jack the Ripper Stalks His Victims》，以暗黑、挑釁的美學一舉震撼業界，很快就吸引了買手下單，甚至直接為他打開了進入百貨公司的大門。正是這些早期的傳奇故事，奠定了 CSM 在全球時裝教育中的聲望，也讓後來者天然站在了聚光燈下。

這種背景也讓新一代設計師更快獲得機會。Harris Reed 在還沒畢業前就已經為 Harry Styles 設計了標誌性的無性別舞台造型，並為 Solange 打造過極具戲劇感的舞台禮服，同時還獲得了 Gucci 的實習機會。畢業後，Reed 迅速創立了個人品牌，並把「無性別浪漫主義」作為核心理念，延續到自己之後的高訂系列中。

類似的機會還體現在一些面向學生的獎項上。比如 CSM 的 L’Oréal Professionnel Young Talent Award，就曾為不少年輕設計師帶來曝光。2014 年的獲獎者 Grace Wales Bonner，在次年拿下英國時尚大獎「最佳新興男裝設計師」，2016 年又贏得 LVMH Prize，如今，她的品牌已經成為新世代英國時尚的代表之一。

名人背書、大獎加持和傳統媒體一直是讓畢業作品「出圈」的老公式：一位明星穿上你的成衣、一個重量級獎項或是一篇封面報道，都能把一個校園名字瞬間推向行業視野。

但如今，社交媒體已經成為並行且更快的聲量放大器。通過社交媒體，作品可以在自己的運作下，被全球轉發、被編輯看到、被買手討論。甚至是把線下的畢業秀直接拉到線上舞台，放大成全球事件：Sohee Park 畢業的時刻正遇疫情常規的畢業秀被取消，於是她就將自己的畢業花卉系列直接丟上 Instagram，瞬間吸引買手和媒體注意，隨後她把這股勢能做成了自己的品牌 Miss Sohee，開始走向商業化，如今成為韓國代表性的高訂品牌。

Benny Andallo 則靠在社媒上曬出的誇張帽飾被 Rihanna、FKA twigs 等人帶火，之後持續獲得名人關注與買手邀約，並開始和更多品牌與數位平台展開跨界合作，把早期的手工作坊擴展成持久的市場入口。

快速的傳播是否能帶來長尾效應？

畢業後一夜爆紅並不能保證職業長青。確有設計師把熱度轉成長期勢能，將初期曝光轉化成持久影響力。Craig Green 就是把畢業秀「靈氣」延展成長期路線的經典案例。Green 在 2012 年從 Central Saint Martins 畢業後立刻成立同名品牌，畢業時那套帶有雕塑感與工裝語匯的美學，幾乎被直接搬進了他的成衣系列里，從早期的木質結構到後來的綁帶與防護主題，他把那種舞台性和極端現實感之間的張力一路深化。

他並非孤軍作戰：畢業秀後的 Fashion East 孵化、早期的買手與媒體關注，給了他啟動的彈藥；接著是一連串的獎項與合作（從 British Menswear Awards 到與 adidas、Moncler 等跨界項目），這些都把他從「畢業生」推到業界持續關注的位置。Craig Green 的路徑展示了一種可能性：把畢業時那種「看得見的概念」通過策略性地累積資源、獎項和合作，慢慢轉化為可持續的品牌表達——既保留了最初的美學靈氣，也建立了能支撐長期運作的商業與專業網絡。

同樣畢業作品備受關注的 Eden Tan，靠一整卷未裁剪的布料走紅、贏得 L’Oréal Young Talent 獎項。他的「On Borrowed Fabric」系列不僅在當年的畢業季席捲媒體，也登上 Rolling Stone 封面，為 Troye Sivan 和 Emma Corrin 打造封面造型。然而時至三年後，Eden 將注意力從秀場轉向自己的工作室，為 Drake 設計了定制的注塑矽膠手套，並推出了名為「Bootbag」的環保包款。他回歸「DIY 和材料實驗」的角度，沈浸於單品的創作。他寧願「利用已有的平台」，而不是急著進入商業化。

另一方面，還有不少人選擇進入成熟品牌打磨創意和商業能力。這在近年尤其明顯，2025 年的 LVMH Prize 就把幾位剛畢業的年輕設計師直接納入了大集團的工作室：獲獎者 Louna Clozel、Sophia Sacchetti、Peiwen Mao 分別將進入 Louis Vuitton Homme、Kenzo 和 Dior Womenswear 的工作團隊，這種由大獎帶來的「進入大牌」通道，等於把曝光直接轉成了職業訓練和資源支持。

為什麽很多人會選擇這條路？一方面是現實：當前市場並不樂觀，經濟環境給獨立創業帶來更多不確定性，穩健的品牌背書能提供資金、產能與分銷等硬性支持，讓新人少走彎路。另一方面，加入大牌也有明確的學習價值。1 Granary 的創始人 Olya Kuryshchuk 曾對 Vogue Business 說過：「在自家做品牌，往往是在『小工坊、沒有材料、沒有團隊』的狀態里生存；而待在大品牌，你能用到『最好的工作室、幾乎無限的資源』」，在她看來，這反而是「真正的創作自由。」

更重要的是，越來越多奢侈集團和大牌也在建立面向畢業生的系統性入口，從 Louis Vuitton 的 Design Graduates Initiative 到品牌內部的培養項目，這些項目把「被看見」後的短期熱度，路徑化為長期可發展的職業階梯，對處在經濟收縮期的新銳而言，這種被結構化的支持本身就是一種現實且有吸引力的選擇。

社交媒體放大了學生作品的實驗性和議題感，但從概念到市場之間隔著龐大的商業鴻溝。新銳設計師們很快意識到，「一切都是生意」：除了設計，還要面對生產、定價和營銷的挑戰。資金稀缺、渠道有限、崗位不足，使得競爭尤為激烈。即便走紅一時，如果缺乏資源支撐，也容易被淹沒。更現實的是，過早背負「下一個大人物」的標簽會透支創造力，也有很多人不得不在 Deadline 和現實壓力中放緩腳步。

時裝學校還是進入行業的必經之路嗎？

在去中心化的浪潮里，並非只有走完名校那條路才能實現目標。Simon Porte Jacquemus 在 ESMOD 只讀了短短一個月後選擇輟學，19 歲創立了同名品牌 Jacquemus，用極簡而強烈的影像敘事和極強的營銷觸覺，把自己推成法蘭西時尚話題人物。或許憑借影像、社媒和個人品牌運作，也能繞過傳統學術路徑踏入時尚產業的門檻。

但這並不等於把名校的作用抹去。對大多數應屆生來說，像 Central Saint Martins 這樣的頂尖院校仍然提供著難以覆制的資源：系統化的導師網絡、集中展示的畢業秀、以及坐在頭排的買手和媒體，當 Madonna、FKA twigs 這樣的名字出現在第一排，當畢業作品成為倫敦時尚日歷上的重頭戲，媒體報道和行業注意力就會自動到賬。換言之，Jacquemus 的成功證明了路可以多樣，但名校給出的那張「快速進入行業」的門票，仍然對很多人來說很有效，也很重要。

當下的現實很清晰，無數的曝光渠道：畢業秀、名人背書、社媒推波助瀾，讓許多剛出校門的作品瞬間爆紅。那些走紅的作品常常帶著一種無視現實的靈氣和不顧市場的前衛感；但進入職業軌道後，市場、受眾和成衣標準又會逐步把這種鋒芒磨平。換言之，Viral 往往是一個高聳的峰值，而非長長的山脊；是否能留下長尾，取決於能否把那一刻與後續的資源、結構和節奏連成線。如今，能被看到的機會更多了，但同時也更容易被時間和市場的邏輯「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