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teful Dead 與他們的「骷髏玫瑰」如何開啓嬉皮士們的致幻藝術?
新藝術主義紋樣、致幻藝術以及酸性美學的考古時間。
唱片封面(Cover Art 或稱 Album Art)在流行文化中,不僅是指紙質封套或是唱片外包裝上的圖案,經典的唱片封面設計,被認為是設計師與音樂家獨特的視覺傳達途徑,因其提供了更多的設計自由,不少帶有政治性、議題性的封面設計因而具有重要的藝術價值,Cover Art 欄目以唱片封面為流行文化場景帶來的影響為主題,分享與唱片封面相關的故事。
這可能是搖滾樂史上最濃墨重彩卻又最粗制濫造的專輯封面之一:設計師甚至懶得讓圖像沿水平方向對齊,並且看上去像是從某張海報上截取而來,原海報則是將一張陳年插圖重新上色後的成果——這張專輯甚至連名字都沒有,不過根據封面上的紋樣,人們習慣性地把 Grateful Dead 在 1971 年現場演出的實況錄音專輯稱為「骷髏玫瑰(Skull & Roses)」。
2015 年,在 Grateful Dead 的 50 週年紀念日上
本期的 Cover Art 欄目中,我們將再度回到迷幻搖滾誕生的年代,在 Grateful Dead 超過半個世紀的冒險開始前,深入由嬉皮士開啓的「Summer of Love(愛之夏)」運動,一同回顧伴隨了樂隊成名歷程中的兩位 Stanley ——Owsley Stanley 和 Stanley Mouse——的故事,並在這張流轉超過百年的插畫里一探新藝術主義紋樣 Art Nouveau 的復興、致幻藝術 Psychedelic Art 的成形與酸性美學 Acid Aesthetic 的重要起源。
灣區嬉皮
1967 年,與警察交談中的 Ronald Johnson
隨著美國政府對越南軍事干預的增強和各地愈演愈烈的民權運動,1960 年代中期一股反主流、反體制的文化運動(anti-authoritarian movement)逐漸萌發,並以舊金山灣區為中心,開始向全美輻射。歷經了數輪英倫入侵,The Beatles 和 Bob Dylan 的音樂開始成為嬉皮士和其他波西米亞主義者的生活方式指導綱領,而 Grateful Dead 樂隊的前身 The Warlocks 就誕生在這個時期舊金山的 Palo Alto。
1965 年,由主唱 Jerry Garcia、吉他手 Bob Weir、鍵盤手 Ron McKernan、貝斯手 Phil Lesh 以及鼓手 Bill Kreutzmann 組成的 The Warlocks 在該年 3 月發佈了第一張專輯,並且開始頻繁在當地的一些地下集會中演出;於此同時,在美國大陸另一端的紐約還有一隻同樣在 3 月發佈了專輯、同樣叫做 The Warlocks 的樂隊,而他們中擔任主腦的 Lou Reed 在該年稍晚的時候把樂隊名字改為了 The Velvet Underground。
1965 年,一場迷幻藥派對的海報(Acid Test Flyer)
「一個死去的人的靈魂或者其天使對出於仁慈為其安葬的人的感激」——由主唱 Jerry Garcia 在翻閱一本民俗詞典時獲取的靈感,他將樂隊的名字改為了「Grateful Dead」,並且很快迎來了樂隊成軍後的第一場重要演出:在美國作家 Ken Kesey 舉辦的 LSD 迷幻藥派對上的即興;也是在這裡,他們結識了樂隊在未來即將發揮重要作用的一位關鍵人物:綽號「Bear」的 Owsley Stanley。
在此之前,Owsley 曾是一名「測試工程師」,就職於美國空軍——SM-64 Navaho 超音速巡航導彈和 LSD 等精神類藥物都在他的專業範疇內,他對 LSD 的研究促進了這一藥物的流行。Owsley一度 獨自生產超過 500 萬份劑量的 LSD——他與 Timothy Leary、Ken Kesey 等「藥劑師」對這一違禁品的大力推崇成為在嬉皮士運動中普及迷幻搖滾與致幻藝術的基礎。
到了 1967 年 6 月,「Summer of Love(愛之夏)」嬉皮士革命隨著蒙特利爾音樂節的舉辦而大規模爆發,數十萬年輕人慕名湧進灣區 Haigt-Ashbury,在 Golden Gate Park 享受免費的住所、自由與陽光,宣讀著對政府的反叛、對分享精神的歌頌以及對藥物的迷戀——迷幻藥在這場運動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加速了青年文化從「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向「嬉皮士運動(hippie movement)」的轉變。
混跡在嬉皮士人群中,Grateful Dead 打破了對音樂流派分類的傳統框架,將搖滾、Blues、民謠和鄉村納入演出範圍,再加上當時最流行的迷幻噪音和太空聲響(得益於 1960 年代美蘇之間的太空競賽),主張隨意自由的「街頭派對」演出形式,近乎成為「Summer of Love」的代言人——樂隊也深知現場演出的重要性,並且在此後的近半個世紀中都將其視為樂隊最主要的輸出形式之一。
1979 年的 Grateful Dead
1969 年,Owsley 與好友 Bob Thomas 一同為 Grateful Dead 打造了全新的骷髏 Logo「Lightning Skull」,他在曾在採訪中透露:「某個雷雨天,我在高速路旁看到了個藍橙色相間的圓圈標誌,中間用白色的線條隔開;我就想,如果把橙色換成紅色,再用閃電替換白線,那就可以創作出一個極有辨識度的 Logo」。在一來一回間,樂隊逐漸和 Owsley 建立起了長期合作的關係:他不僅為樂隊提供了啓動資金,還成為了他們的第一個錄音師,並在後續為 Grateful Dead 的巡演設計了一系列大型的聲音裝置系統。
1976 年,樂隊的現場專輯《Steal Your Face!》正式將這一標誌作為唱片封面,「Lightning Skull」也因此被稱作「Steal Your Face Skull」——其背後的含義有且不僅有:閃電被視為 LSD 及迷幻類藥物的意象;用於指代 Mickey Hart 的父親(也就是樂隊曾經的經紀人,他曾在竊取了一大筆錢後逃之夭夭);以及樂隊現場的大篇幅即興中,樂手腦海裡所產生的幻象等等元素的結合;這個標誌成為樂隊在後來數十年中最為世界所熟知的視覺元素之一。
《魯拜集》裡的搖滾演出海報
Omar Khayyám 巨作《魯拜集 Rubaiyat》中的插畫
1966 年 9 月,在知名演出策劃人 Bill Graham 的委託下,藝術家 Stanley Mouse,Rick Griffin 和 Alton Kelley 開始為 Grateful Dead 的一系列專場演出創作海報,其中就有這張在 Avalon Ballroom 演出的海報。Stanley Mouse 在沿襲了 Owsley Stanley 創建的「Skull」視覺系統下,希望能更進一步尋求新的視覺突破。
《Grateful Dead (Skull & Roses Live 1971)》專輯封面
在舊金山圖書館中,Stanley Mouse 找到了詩人 Omar Khayyám 巨作《魯拜集 Rubaiyat》的 1913 年譯本,並從中得到了一張由英國藝術家 Edmund Sullivan 創作的插畫——結合了 1860 年代英國插畫傳統與新藝術風格的畫作,上面是一具長滿了玫瑰的骷髏。在長達幾個世紀的遺失年代,Omar Khayyám 和他的《魯拜集》都默默無聞,直到英國詩人 Edward Fitzgerald 將其翻譯成英語,其中對宗教信條和諷刺和對生命無常的洞察在當時的英國文學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
1983 年,David Bowie 在一次演出中拿著玫瑰與骷髏
作為基督教中最知名的殉道者,被斬首的 Saint Valentine 的遺骨在每年的紀念日(2 月 14 日)里會被玫瑰花環繞著進行展示,長久以來就形成了用玫瑰花裝飾殉道者頭骨的習俗,而這也成為現代情人節的來源之一。創作該插畫中「玫瑰」元素的線條,則來自於 Edmund Sullivan 構思這幅作品時大行其道的新藝術主義紋樣。
Alphonse Mucha 等新藝術運動的先鋒從自然界中(主要是植物)獲取靈感,用充滿活力、流動的有機線條擊潰保守的矯飾主義,新藝術主義紋樣的表現形式在 20 世紀初繼承了工藝美術運動的主張,在藝術與技術的結合中對工業產品進行改造,成為現代設計里「自由風格」的代表,並且進一步為功能主義設計的開創奠定了基礎。
Alphonse Mucha 的作品
在新藝術主義的圖形中,鳶尾屬、旋花屬和罌粟屬等花卉的根莖與花葉在設計師的刻意扭曲下展現出拉長和纏繞的狀態;自然紋樣的裝飾動機結合線條傾向獨特的節奏感,運用高度程序化的自然元素如植物、昆蟲、火焰以及貝殼的紋理(大都來自洛可可 Rococo Art 風格),新藝術主義紋樣把「感覺」引入了設計領域。
同樣注重感官與形態,從百年前一場形式主義運動中獲得靈感的 Stanley Mouse 操刀改動了 Edmund Sullivan 的黑白插畫,使用噴槍將強烈的對比色——藍與紅填滿整個畫面,再加上原作細緻筆觸所帶來的繁復細節和「恐怖真空風格(Kenophobia)」的視覺效果,一同搭建起致幻藝術風格 Psychedelic Art 的成熟形態——這些特徵都達了迷幻藥對潛意識的作用,抽象的奇幻感在畫面中誕生。
1966 年 Grateful Dead 在 Avalon Ballroom 演出的海報
1971 年,在 Grateful Dead 樂隊成立五年之後,他們從當年的數場演出中擷取了片段,灌注成了一張 Live 專輯——一開始樂隊想叫它「Skull Fuck」,但是被唱片公司嚴辭拒絕了,協調的結果是這張唱片不會有任何書面名字,而封面設計則直接沿用「Skull & Roses Live」的演出海報。
1972 年,Stanley Mouse 還為收錄了《Workingman’s Dead》和《American Beauty》兩張專輯的歌詞本《Grateful Dead Songbook》設計了封面,延伸了「Skull & Roses」的視覺元素,這個懷抱魯特琴的小丑形象則被稱為「Jester」。
Stanley Mouse 為《Grateful Dead Songbook》創作的封面
在 Grateful Dead 宣佈無限期中止演出前的最後一張專輯《From The Mars Hotel》中,Kelley 和 Mouse 再度攜手創作,以位於舊金山 192 Fourth Street 的一棟真實建築為靈感——那裡曾是 Jack Kerouac 和 David Bowie 短暫居住過的地方——創作了一幅頗具 Hipgnosis 復古未來主義與迷幻元素相結合的風格的專輯封面。
Mouse 和 Kelley 為《From The Mars Hotel》創作的封面
從 1960 年代中期開始,Stanley Mouse 開始創作大量帶有致幻藝術特徵的作品,並因此和 Wes Wilson、Victor Moscoso、Rick Griffin 以及長期與他共事的 Alton Kelley 一同被稱為嬉皮士運動中的「The Big Five」,奠定了這一反主流藝術的早期形態。
Stanley 和 Stanley
1965 年,Stanley Mouse 站在他所設計的海報上面
作為 Grateful Dead 最經典的視覺形象之一,無數個「Steal Your Face Skull」出現在搖滾樂迷們的紋身、貼紙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化產品上。2020 年,Chinatown Market 就曾與 Grateful Dead 聯手,推出了一個聯名膠囊系列,並且由曾經的樂隊成員親自上身演繹。
在 Chinatown Market x Grateful Dead 「Steal Your Face」 系列中,還出現了 Grateful Dead 另一著名塗鴉形象:「Dancing Bears」,而這些憨態可掬毛絨小熊的來歷,則有著另一段秘聞。
1973 年 2 月 13 日和 14 日,Grateful Dead 在紐約舉辦了兩場演出,除了通過現場錄音採集了演出素材,擔任錄音師和音響師的 Owsley 在整理了所有曲目之後,挑選出他最喜歡的部分並且製作成了一張現場專輯《History of the Grateful Dead, Volume One (Bear’s Choice)》(通常被稱為《Bear’s Choice》),以紀念在先前不久因消化道出血而去世的 Ron “Pigpen” McKernan。
「為了履行我們與華納唱片的合約,我們讓 Bear 製作了一張現場合集,這樣我們就可以去歐洲進行自己的演出計劃了。」鼓手 Bill Kreutzmann 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曾透露。在此之後,隨著 Grateful Dead 成立了自己的唱片公司,樂隊的創作自由度也得以恢復到 1960 年代獨立時的水準,並更加堅定了通過演出和演出專輯的形式擴大自己影響力的路線。
《History of the Grateful Dead, Volume One (Bear’s Choice)》專輯封面
《Bear’s Choice》專輯的封面由先前與 Owsley 一同合作創作了「Steal Your Face Skull」的 Bob Thomas 操刀,除了延續有標誌性的藍紅色彩的使用,以萬花筒形態呈現的字母、旋渦螺旋狀的幾何圖形以及佩斯利漩渦紋樣 Paisley Pattern 的組合,強烈致幻藝術風格的設計代表著這一時期的 Grateful Dead 依舊仍未遠離「嬉皮」身份。也正是在這張專輯的視覺設計中,樂隊的「Dancing Bears」首度亮相:在專輯的封底,出現了五隻首尾相連的卡通泰迪熊,他們排成一個圈,走著正步。
「Dancing Bears」
在紀念鍵盤手 Ron “Pigpen” McKernan 之余,《History of the Grateful Dead, Volume One (Bear’s Choice)》是樂隊向這位故交好友表達敬意的獻禮。2015 年,Grateful Dead 的 50 週年紀念演出上, Owsley 的骨灰盒就曾被樂隊放置在了演出現場,周圍環繞著玫瑰,以此表達對他的追思及哀悼。
2015 年,Grateful Dead 的 50 週年紀念演出上,一名樂迷希望能通過自己創作的周邊交換到演出門票
同樣在 2020 年,Nike 以這五隻「Dancing Bears」為靈感,打造了 Grateful Dead x Nike SB Dunk Low「小熊」系列。該系列的五款配色參照了原圖中五隻小熊的色彩,Nike 標誌性的 Swoosh Logo 也根據樂隊一貫的視覺語言被改成了鋸齒狀。「小熊」Dunk 系列一經推出就受到大量球鞋愛好者的追捧,以二級市場上近 10 倍的轉售溢價成為當年最受熱議的聯名鞋款系列。
Elissa Steamer 穿著橙色版本 Nike SB Dunk Low「小熊」
除了 Chinatown Market 和 Nike SB Dunk,Medicom Toy 也曾以「行軍熊」為主題打造了 Grateful Dead x Medicom Toy 100% & 1000% “Dancing Bears」;BEAMS、YSTRDY’s TMRRW 以及 KEEN 等品牌都在近幾年內與 Grateful Dead 音樂作品的視覺延展產生過聯動;2018 年,由 HYPEBEAST 主持下的 HYPEFEST 也曾推出過印有「Skull & Roses」紋樣的 Merch 外套。
Grateful Dead x Medicom Toy 100% & 1000% “Dancing Bears」
時隔半個世紀,Grateful Dead 仍然是時下最具活力的街頭服飾品牌所鍾愛的樂隊之一,除了證明他們的音樂所給予流行文化以深刻的影響,也證明瞭 Owsley Stanley 和 Stanley Mouse 共同搭建起的致幻藝術就算是在如今也絕不過時:Dead Head 們(Grateful Dead 樂迷們的自稱)始終在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賦予樂隊的藝術作品以新的生機。
印有「Skull & Roses」紋樣的 HYPEFEST Merch 外套
由搖滾樂演出海報開啓的 Psychedelic Art,在科技的進步中也逐步進化,以燈光、漫畫以至於數字藝術等諸多形式,幫助人們不斷回味著 1967 年那個被嬉皮士佔領的光怪陸離的夏天。
在這一過程中,嬉皮士們也同樣反哺了時尚設計領域,並為後世的時裝設計師們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靈感:不論是 Chrome Hearts 結合了宗教主義與刀刻花卉圖案的紋路,還是 Andreas Kronthaler 和 Vivienne Westwood 攜手打造的秋冬系列,都能看到作為新藝術主義來源的 Goth Art、Rococo Art 和日本傳統禪宗藝術的影子。
Andreas Kronthaler 為 Vivienne Westwood 打造的 2017 秋冬系列
新藝術運動因開創性地將工業設計的風格進行了整體考慮,從而樹立起美學上的等級尺度,才得以為與表現主義和超現實主義並列的、設計領域內最具革新意義的形式運動之一。當時裝設計師們不再滿足於從近代流行文化中獲取靈感,而是轉投那些更加久遠的藝術風格,卻沒意識到這些有著深厚積澱的文化遺產,早就以各種形式融入了現代設計中去。
迷幻設計的酸性 DNA
1967 年,Van Morrison 在 Avalon Ballroom 演出的海報
從繪畫、海報、平面設計到時尚、建築、工業設計等領域,新藝術運動近乎席捲了 20 世紀初的歐洲,義大利的「花草風格」到法國「新風格」再到德國的「青年風格」,新藝術運動開始從相對寫實的自然主義轉向純粹的線條風格;嬉皮士在將新藝術主義從沈睡中喚醒的同時,也於致幻藝術中延續了這一設計邏輯,「The Big Five」在宣洩冷戰焦慮的同時,也埋下了酸性美學 Acid Aesthetic 的種子。
The Big Five:Alton Kelley、Victor Moscoso、Rick Griffin、Wes Wilson 和 Stanley Mouse(左起)
同樣誕生於 1960 年代,歐普藝術 OP Art 因創造出高度複雜的視覺感知效果,而被致幻藝術家們所接納;加上先前我們在 Cover Art 欄目中提及的傳奇設計工作室 Hipgnosis 所廣泛傳播的超現實主義與復古未來主義;三者的結合催生出了酸性設計的雛形:佩斯利圖案與高飽和對比色的結合,構成反主流調性畫面的基調,並逐漸開始成為早期銳舞派對 Rave Party 的視覺代表。在 HYPEBEAST 早先推出的《Behind The HYPE》欄目中,也曾介紹過「笑臉」 符號在銳舞文化與酸性設計中的起源。
在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夾縫中,酸性美學因帶有強烈的反烏托邦色彩而很快受到當時仍對核威懾心有餘悸的青年們的喜愛,對權力機關的不信任和狂躁的能量促使他們反對一切看似美好的東西:順色的組合、單一色調的背景以及構圖完美的照片,這就迫使當時的派對海報設計不得不走向邊緣與區別化。
新藝術主義紋樣中對感官與知覺的重視,在經過搖滾海報運動的錘鍊之後,最終發展成邊緣群體用於彰顯身份與表示「區別」的符號。
1991 年,一場 Rave 派對的海報
在 David Rudnick 或者 Anja Kaiser 這樣的設計師的主導下,不需要通過化學刺激就可以憑借平面設計對觀看者產生迷幻效果的輕微不適感,酸性美學的設計語言逐漸確立;強烈的、充滿活力的彩色圖案也在實驗中被證實與藥物作用下的「shape constant」高度相似;銳舞派對的海報被認為是使用了一切「反設計」思維作用下的產物:當某一個元素開始成為流行符號,設計師們就不得不再去探尋一些與主流相悖的東西,以此來保證設計作品的「絕對時髦」。
David Rudnick 設計的海報
然而,也正是在這一閉環中,酸性美學的內部也悄然產生了反應,並引導著它走向一個新的方向:銳舞派對的形式剛剛固定下來時,它被認為是「自由」與「樂觀」的代表——這一內核沿襲了它從嬉皮士浪潮中繼承而來的基因——開始逐漸轉為帶有諷刺和黑色幽默意味的藝術手法。酸性設計在被主流文化和時尚趨勢所俘獲之前,只保留了很短暫的「純粹」時期。
千禧年之後,Y2K 文化經常被視為是酸性美學的分支和變種,視覺語言的一脈相承讓二者有著數不清的連結點,而酸性設計又因科技的進步而發展出了更多不同的形態:一種以螢光色所主導視覺主體,字體大都以粘稠液態金屬狀態呈現的設計風格成為酸性設計的主流,這種既帶有 1970 年代復古色彩和科幻未來主義卻又似是而非的設計風格開始被流行文化所廣泛認可。
GUCCIMAZE 設計的海報
一如 2000 年前後的互聯網大爆炸對 Y2K 文化的產生有著重要作用,2018 年前後的技術世界再次騰飛:3D 打印、比特幣、5G通信、超導材料、SpaceX 的 Starlink⋯⋯對科技的崇拜與對於未來世界的興奮遐想重新成為主流情緒,酸性設計也得以捲土重來。
Jonathan Castro Alejos 為 Randomevent 上海門店開業派對設計的海報
此後不久的 2019 年春夏時裝周,成為了酸性設計近年來首度在時尚領域大舉亮相的舞台。
在這一年中,大量帶有酸性藝術特徵的服飾系列登上秀場天橋,Prada、Fendi、 Martine Rose 以及 Versace 等品牌紛紛帶來色彩豐富——大都為明亮的螢光色系——且廣泛汲取了從新藝術主義紋樣到致幻藝術時期海報設計語言的靈感,在 Lemaire、Jil Sander 以及 JW Anderson 等品牌主導的極簡主義潮流下的「反動」勢力。
這樣的趨勢一直延續到了今年,我們仍然可以從不少品牌的最新系列中見到帶有酸性美學特徵的設計;其中最具影響力也是最直接的引用出現在前不久的 Louis Vuitton 2022 春季大秀「Amen Break」上。設計師 Virgil Abloh 敏銳地捕捉了銳舞派對海報中的關鍵:螢光色系、笑臉符號、襯線字體和無襯線體的結合等元素,並以此為靈感打造出一系列既令人感到錯愕卻又極度統一的服飾系列。
新藝術主義設計風格和紋樣在大宗工業產品的快速普及中下沈至人們的日常生活,並隨著被設計行業的廣泛接受而成為最基本的美學標準之一,最終在 1910 年前後陷於沈寂;在舊金山的嬉皮士社區裡,激進的超現實主義者們遵循著夢境與想象的指引,在弗洛伊德的無意識理論和致幻藝術的指導下塑造了 1960 年代最具規模青年文化運動的樣貌;在以半個世紀為單位的第三次漫長輪回後,我們仍然能在如今的時尚潮流中尋覓到前二者的痕跡:趨勢的輪轉總是有跡可循,卻又在螺旋式的上升中帶給人們以更多驚喜。
1968 年,Mickey Hart 站在一處「ACID」字樣的塗鴉前
動輒十幾個小時的長篇即興、歌曲中駁雜的朦朧噪聲再加上各種各樣藥物作用下的奇思妙想,Grateful Dead 的音樂裡有著衝動與冷靜的對立與統一,是迷幻搖滾環境中的理性代表;有人說他們的音樂靈魂絕不僅存活在唱片中,而是在他們迄今為止超過 2300 場的現場演出裡——這一數量仍在增加,儘管不再以 Grateful Dead 的名字活動,樂隊的主要成員也幾經更換,如今改名為 Dead and Company 並攜手 John Mayer 進行長期巡演的那支傳奇樂隊,仍然保有了伍德斯托克蕩寇們最後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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