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了解 The Beatles 一張唱片封面在普普藝術以及街頭文化中的進化歷程
短暫的普普藝術在孤獨之心俱樂部長存。
唱片封面（Cover Art 或稱 Album Art ）在流行文化中，不僅是一種唱片紙質封套或是塑料外殼上的圖案，經典的唱片封面設計，被認為是設計師與音樂家獨特的視覺傳達途徑，唱片封面因為提供了更多的設計自由，其中不少帶有政治性、議題性而具有重要的藝術價值，Cover Art 欄目以唱片封面為潮流文化場景帶來的影響為主題，分享與唱片封面相關的故事。
2019 年 4 月 12 日，一幅名為《The Kaws Album》的畫作在香港蘇富比拍出了 $1.15 億港幣的天價，作者是街頭藝術家 KAWS。從《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到《The Yellow Album》，再到以前者為靈感的《The Kaws Album》，這一專輯封面在不同藝術家筆下流轉的過程，就是一部關於藝術創作手法「挪用（Appropriation）」貫穿普普藝術至街頭文化始終的簡要歷史。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在先前的 Cover Art 欄目中，HYPEBEAST 曾簡述了 Andy Warhol「香蕉」封套的誕生故事，以及如何逐步影響了當代先鋒時尚文化；仍然是 1967 年的夏天，與迷幻搖滾同期發生爆炸性增長的還有即將登上頂峰的普普藝術。這種崇尚流行、低成本、快消並積極擁抱商業的流派橫掃了藝術領域，如同炸藥一般快速釋放能量，卻又在 Andy Warhol 中槍的一瞬間戛然而止。
如果說 Andy Warhol 為 The Velvet Underground 設計的《The Velvet Underground ＆ Nico》是從傳統唱片工業的邊緣發動了「封面設計」的革新，那「實體專輯設計」的劇變，則是從一張叫做《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的專輯開始。
在這張唱片的發行中，The Beatles 將「Cover Art」概念立體化：這是第一張加入了拉頁手冊、曲目列表與歌詞明細的專輯；從此，擔任唱片視覺設計的藝術家們除了要為音樂人設計一張正方形的封面，歌詞字體、曲目列表排版以及內冊裝幀也開始加入一張專輯設計優質與否的考量標準。
1965 年後，風頭正盛的 The Beatles 開始思考如何為 4/4 拍的三和弦搖滾樂進行藝術改造，他們厭倦了作為主流明星的日子，亟需一個決絕的轉身，與過去那支膚淺的「流行偶像樂隊」形象一刀兩斷。那時起，隨著多軌錄音技術的發展與人聲合成器的成熟，The Beatles 有意識地積累了大量現場演出和採取了諸多試驗性技術錄音的經驗，成為《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誕生的基礎，加上將創作理念融入專輯視覺設計的封面，「短命」的普普藝術遇上形式繁復的迷幻搖滾，最終孕育出一張多次被滾石雜誌評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專輯」，該專輯的封面也獲得當年的葛萊美封面設計獎。
在 Paul McCartney 的提議下，The Beatles 在專輯中扮演了一隻名為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的樂隊，並為到場的諸多嘉賓提供了一場共計 13 首歌曲在內的虛擬迷幻音樂演出。從開頭部分「自我介紹」的《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到被譽為「LSD 之歌」的迷幻搖滾代表作《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再到情真意切的《When I’m Sixty Four》和由 42 位古典音樂演奏家通力合作的結束曲《A Day in the Life》。專輯完美地契合了 1960 年代頹廢幻滅的環境下嬉皮士們的精神需求，成為流行樂歷史上「概念性專輯」的開山之作。
音樂的製作方面，The Beatles 運用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意義的製作方法完成了這一巨作的錄製。《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是第一張在混音階段使用交叉漸變，將專輯中的曲目首尾相連以造成持續「現場演出」感覺的專輯——與先前提過的連續不斷的《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不同，這張專輯在架構上仍然分成了不同選段；此外，儘管樂隊對於單聲道混音有著近乎偏執的喜好，但在立體聲技術逐漸成熟的 1967 年，The Beatles 們還是接受了錄音工程師的提議，並在專輯的結束處呈現了一個 40 個人的大樂隊（Big Band）疊加四次以後的 160 個樂器帶來的壯觀合奏，將專輯的整體氛圍推上高潮。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專輯耗費了 5 個月進行創作，近 700 個小時進行錄制——比起首張專輯《Please Please Me》的 10 個小時，樂隊在這張專輯上花費的精力驚人，取得的結果自然也非同凡響：在 Flower Power 運動如日中天的時候，The Beatles 如願以償地用《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征服了所有當時的搖滾樂手、嬉皮士、樂評人以及幾乎所有流行樂聽眾，成為 1967 年夏季熠熠星光中最耀眼的一顆。
為孤獨之心俱樂部「招攬」顧客的 Peter Blake
專輯封面原先由荷蘭的「The Fool」設計團隊所製作，該團隊原本負責 The Beatles 樂隊的演出服飾及樂器外觀設計，但由於不符合 MaCatney 的期望，為了讓封面能與音樂達到同等的「藝術高度」，於是在倫敦知名藝術交易人「Groovy Bob」Robert Fraser 的介紹下，樂隊找到英國先鋒流行藝術家 Peter Blake 以及其當時的妻子、來自美國的普普藝術家 Jann Haworth 共同完成封面設計的工作。
經過討論，Blake 提議將專輯封面的背景置於一個公園中，並讓樂隊提交一份希望「出席」這一迷幻音樂會的嘉賓名單。除 Ringo 外的三個成員都提出了自己的名單，最後上鏡的的人物包括 Marilyn Monroe、Aldous Huxley、Edgar Allan Poe、Bob Dylan、Sigmund Freud 以及 Karl Marx 在內共計 68 位於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各界人士。
專輯封面採用實景拍攝：Peter Blake 和 Jann Haworth 將收集到名人的黑白照片剪切、粘貼在硬的背景紙板上，並由 Jann Haworth 為其進行手工上色，並最終在影棚內完成封面的拍攝。
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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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n Haworth 還負責增添了畫面中的一系列「彩蛋」物件，如影星 Shirley Temple 身上穿著的「Welcome the Rolling Stones」毛衣等。由 John 提出的耶穌、聖雄甘地和納粹領袖 Adolf Hitler 遭到了否決（紀人 Epstein 擔心遭到起訴並且對封面設計並不熱衷），唱片公司因則負責搞定整個名單的肖像權而忙得焦頭爛額。
儘管牢牢地扎根於 1960 年代的歷史，這張專輯封面的最終產品似乎更多的是合作和偶然的結果，並非有著種種深思熟慮的隱藏含義。「直到專輯發佈，我們才第一次聽到完整的音樂，如果在此之前我們能有所瞭解的話，至少會根據《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那樣把天空塗成黑色的。」Jann Haworth 在 2017 年的一次採訪中披露。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封面上，樂隊成員以身著「Northern Brass Band」制服的形象出鏡，而這系列令人記憶深刻的果凍色的軍樂團制服也由 Pater Blake 本人參與設計。黃銅扣子和花哨的肩章最終促成了當時青年文化的著裝特點——軍服風潮達到了頂峰，不論是 Eric Clapton、Jimi Hendrix 還是 Mick Jagger ，都從 Chelsea Antiques Market 購買二手軍裝夾克。
V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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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破爛不堪的華服成為了時尚界「無政府主義」的標誌，英國時尚雜誌《Nova》將之稱為「顛覆了過去所有限制人們選擇服裝的不成文規則。」其影響力之深遠，直到五十年後的現在，依舊是 Alessandro Michele 治下的 Gucci 或者 Christopher Bailey 的 Burberry 挖掘靈感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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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作為普普藝術的發源地，Peter Blake 以先鋒流行藝術家的身份參與了這場實驗性質極濃的藝術思潮運動。始於達達主義對於「重建藝術」的思考，汲取了普普藝術的創作手法，Peter Blake 在 Max Ernst（「科隆達達交易會」）以及 Kurt Schwitters （柏林達達主義者）眼花繚亂的拼貼畫中找到了屬於他的藝術解決方法。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沿襲了他在 1950s 時期的創作方式——儘管仍然以大刀闊斧地採用拼貼作畫，但他將流行文化的圖像與傳統美術的創作方式相結合，進而形成了一種高度個人化的普普藝術形式。不少藝術家厭惡被歸於某種派別，Peter Blake 卻欣然接受「普普藝術家」的封號，以流行文化為核心，打造出一系列頗具懷舊情緒，色彩鮮明且質感細膩的拼寫畫作品，成為區別於後續 Roy Lichtenstein、Tom Wesselmann 以及 Andy Warhol 在內的一系列更重視創作過程以及形式的美國普普藝術家。
《The Yellow Album》和《The KAWS Album》
普普藝術隨著 Andy Warhol 的離世而終結，但「挪用」的藝術創作方式卻在其他領域獲得了新的生機。
1977 年，一位名叫 Matt Groening 的漫畫家以創作了一本名為《Life in Hell》的漫畫，通過素描和照片拼貼的手法描繪了自己在洛杉磯的生活。很快的，這本售價 $2 美元的漫畫受到了知名新浪潮雜誌《WET Magazine》的關注，並最終促成了《The Simpsons》這一傳奇劇集的出現。自 1989 年首播以來，《The Simpsons》連續播出了超過 700 集，是迄今為止最成功的動畫連續劇之一。
進入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個十年，《The Simpsons》熱度開始緩慢褪去：儘管它仍然很受歡迎，但商店的貨架上不再擺滿了廉價組裝的《The Simpsons》商品；節目組推出的第一張專輯《The Simpsons Sing The Blues》獲得了一定的好評，但銷量的穩定也無法輓回《The Simpsons》正在從一種流行時尚轉變為純粹的文化習俗，而不再具有更深層次文化意義的現實。
為了一掃頹態，Bill Morrison 執筆下的 The Simpsons 於 1998 年推出了《The Yellow Album》特別企劃。名字來源於 The Beatles 1968 年的專輯《The White Album》，封面則以 1967 年的《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為靈感。
鼎盛時期，雄心勃勃、包容萬象的《The Simpsons》如同一個憤世嫉俗的嬉皮士，是對美國文化的絕頂諷刺。《The Yellow Album》唱片的封面則將劇集中一些巨大而重要的意象「濃縮」至無法辨認為止。Bill Morrison 對於《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的「挪用」，在發行的當時並未引發積極的反響，銷量也十分慘淡，但這一專輯卻意外地在普普藝術和街頭藝術兩個標誌性景觀的歷史縫隙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街頭藝術家 KAWS 創作的《The KAWS Album》幾乎與《The Yellow Album》的封面同出一轍，但在畫面中的每個角落都被打滿了 KAWS 標誌性的「X X」記號——基於上一次「挪用」傑作的又一次再加工，如同 Hip-hop 音樂中被無數次重復採樣過後的原曲，構成了被致敬與被抵抗的矛盾體。
迄今為止，《Sgt. Peppers Lonely KAWS Club Band》仍然被認作為 KAWS 最具代表性的畫作之一，不僅直觀地呈現了 KAWS 多層次的流行文化參照結構，更因其身後站著的是以戀物文化（Fetishism）為核心的街頭服飾運動。
普普藝術藝術絕非光明的歌頌者，往往兼具著混亂時局的「觀察者」角色——使用流行的圖像來評論消費主義社會；而街頭文化在汲取了普普藝術的形式和文化內核之外，自然而然地也遺傳了達達主義的解構主義思想。
對於藝術價值的懷疑，幾乎伴隨了「藝術」這一概念形成的始終：千禧年後，當與普普藝術具有相同解構意義氣質的街頭服飾以勢不可擋之勢衝擊複雜的傳統時尚——正如同工業化與商業化的普普藝術解構了當時佔據統治意義的抽象表現主義，對於這一「廉價品」的質疑就從未止息。儘管如此，街頭服飾運動仍然以令人驚訝的速度完成了對傳統時尚的「殖民」。
「挪用（Appropriation）」的歷史就是「取巧」的現代藝術如何解體傳統創作方式的歷史，在這一過程中，不論是對已有作品的複製、模仿、重復、引用、改編甚至是抄襲，都成為抽象形式的控制；不論是立體主義、達達主義、普普藝術甚至於當下大行其道的街頭文化，在這一過程中都不可避免地挑戰已有體系——而這也正是他們最初的來源。
不論人們冠之以其種種不同的名字，這一「反動」的創作仍然一脈相承，以不同的面貌展示著其瓦解權威的強大能力，但在此之後呢？是否如同其根源處的達達主義所強調的「藝術可以重新發明」一般，孕育出新的文化運動？抑或是如同達達主義一般，在試圖重構主流文化思考方式的同時，終止於混亂的自我諷刺與混淆了陣營的反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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